周一嶽忽然企硬、屁股決定腦袋和其他

這兩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動向，當屬周一嶽對李旺陽事件表態，繼而引發范太、梁候任特首公開表態關注。不僅如此，周醫生再接再勵告誡市民不要對候任長官在競選時的政綱許諾有太高期待。
對於周醫生忽然企硬，輿論猜測是“離任已定，其言也善”。繼陳方安生“忽然民主”之後，香港高官的“忽然XX”幾成傳統，更与内地“退休说真话”的潮流相呼应。这当然可能解读为香港正在慢慢的“体制化”。但是对于“港英余孽”陈方安生拒绝为香港新机场事件道歉的故事，就缺乏解释力。
陈方安生的理由是尊重公务员传统，仅表示遗憾。按照港英传统和香港公务员守则，公务员只是政策执行，应保持政治中立，政府功绩与过错都应该是政治家承担。政治中立原则还包括了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那么，周医生和一众高官在任时谨慎表达，就也可以统统纳入政治中立和忠诚的框架。或者就学梁振英的理由，特首没有公开评论内地事务的传统。自己来创造传统，倒是方便省力。
所以从政治中立这一点要求来看，不说真话可能不是内地体制独有。当然，有人会说，不说真话和说假话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一点我们明了，但本文不打算述及。
或者，我们可以用“屁股决定脑袋”来解释在任卸任高官的变色龙特性。这变色如果是陈方安生式的“知错”而“不担责”，我觉得还可接受，因为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但如果变色到要违背了民意和自己的内心来回避和说谎，这就需要制度来纠正。
来到香港以后的观察，看了《浪潮》电影的感想，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民主自由之脆弱，全部寄望于“制度”似乎难以保障其延续。这个时代讲“道德”就有五毛的嫌疑，“人性是自私”的这个经济学假设已经成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唯一视角。我们总是说要好的“制度”，但看看林达写的美国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要不是最初有一群理想化的人物自律自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无知之幕后面，好的“制度”也并非必定能成就。
但是，寄望于“圣人”出现吗？显然更不是。“制度”是基础，但道德也是基础。正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所说，民主制度需要人民有高度的道德。或者说，“民主”来源于“道德”，“民主“也培养了人民的“道德”。而专制不需要道德，他来源于贪婪，然后毁灭人民的道德。
香港问题有特殊性。政治家并非民众选举产生，自然难以民意来约束。问责制本身就不一定是个好制度，反而会成为特首卸责的便利。而在讨论政改等方案时，泛民的不利在于，普选话题想老调常谈难有新意，反而不如技术性的改进能争来辩去占了版面。
或许，香港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了普选，就不会再有“忽然XX”而会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可我决定很难有这么高的期待。因为民主需要好的道德基础，这一条件很容易被违背。而在“民主”被侵蚀时，人民又通常会疏于反抗。所以说民主很脆弱，得需要民众不厌其烦地挑刺，时时刻刻地警惕和批评。
说到制度的技术性层面，又不得不说内地改革中常常会说“国外”如何如何，“香港”如何如何，有时被用来批评政府争取改革，有时又被政府部门搬来作为挡箭牌。“制度”是个无比复杂的东西，单是从技术层面上说，搬来了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并不表示就能做得公平公正。何况，不学根基只学枝干，是无论如何也学不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