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彭宇“案

        从多个报道的内容，和车主的自述来看，有几点基本事实在一审判词上各方都是认可的：一是老太太自己翻越护栏，这显然是违法的；二是车没撞着老太太，这个判词上也采信了；三是老太太一开始就说是被车撞了，显然老太太是在撒谎；四是审判认为老太太可能是受到惊吓摔倒的。
        法律大概是太高深了，以致于我实在愚钝无法理解法官的判决，法官到底是一个什么考虑，什么心态，秉承着怎样的公正？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法官是认为打官司的没好人，尤其是当被告的。或者就是各打50大板。
        一个人违法在先，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翻越护栏。她在翻越护栏时理应考虑到对面公路上会有车行驶，怎么能够说她是被惊吓的呢？怎么能够不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法官在使用“惊吓”作为断案依据时，不知道是否对“惊吓”有确实的量化的度量。
      对于判决的评价，可以从他可能产生的后果去评价。显然，这个判决在鼓励人们逃避，视而不见。“彭宇”案后，人们为了自保，碰到类似事件，第一时间不要施救，而是报警。但是至少，人们还可以对困难者采取救济措施。那么“天津彭宇”案，明确地告诉大家，最好是离开，什么也不做。因为在这个案件中，车主根本和原告没有任何接触，只是离的近了些，就被判赔钱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车主开车离开，我相信他现在应该什么事儿都没有。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却正在把道德底线拖得更低。

法律和民意

        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刊出了《死刑改判忧思》,引发了关于法律与民意的讨论。此前药家鑫案时的死刑存废讨论，因为离题太远，让支持废死刑的几乎完败。但这次的法律独立性与民意之间关系的讨论，就要切题得多，也更引起了特别是法律界人士的忧虑。按照《死刑改判忧思》的讨论，法律迎合民意，确实是很危险。
        我也赞同文章的立意，法律的判决，一是应该有终点，二是应该保持独立。民意应该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只要实施的过程不违法，法律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当然不仅是独立于民意，更要独立于政府或其他的干扰。
        从药家鑫死后大众舆论从恨之入骨到迷茫甚至同情来看，民意有摇摆，所以法律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只要是按照法律授权的自由裁量权而做的判决，就应该被尊重和执行。刘涌案二审辩护人田昌文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谈民意与法律，谈得比较透彻。如果要结合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契约订立时，要依公意，但还得有一个无知之幕的条件。一旦契约达成，民意就是监督，监督各方按照契约行事，而不是裁决。民意应该在立法阶段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现，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民意就是监督者的角色，法律应该在自己授权的范围内独立行事。
        当然，我对自己上面的判断也不是很肯定。毕竟，这种理想的状态，要求立法阶段公正公平，立出完美的法律，又要在执法用法的阶段，能真的确保政府不干预，法官高素质。反对者会轻易地反驳，这些前置条件，在现阶段地中国，难以说服民众相信它们存在。那么，既然在立法时民众不能广泛参与或者真正授权代表参与，执法用法阶段又常常有政府干扰，民众自然就要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上努力显示自己的立场。
         法律与民意的问题，除了法律这一方面是否满足前述的条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民意是不是就代表了正义。其实，如果法律代表了公正，民意代表了正义，法律和民意应该是立场统一的。在完美状态下，根本不会存在法律与民意争执的情况。法律可能不公正，民意也可能不能代表正义。
        那么，民意是否代表正义，这个问题怎么去判断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就说，在个别问题上，民意不可能代表公意，占优势的意见只不过是一个个别意见。按照这个见解，只能全民投票才能真正代表公正。
        在李昌奎这个具体的案件上，我是觉得民意不一定是真正的公正。那我们就坠入了法律与民意最坏的配对，法律不是真的公正，民意不是真的正义。然后，民意不相信法律，法律又迁就民意，民意又多变。我们就陷入了不稳定状态。最可怕的是，民意被引导和利用，而又借民意行私欲，则一切皆可能。
        我对法律与民意在现实中应该是何种关系，没有答案。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民意是否代表公正呢？民意和法律，应该怎么样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