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民意

        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刊出了《死刑改判忧思》,引发了关于法律与民意的讨论。此前药家鑫案时的死刑存废讨论，因为离题太远，让支持废死刑的几乎完败。但这次的法律独立性与民意之间关系的讨论，就要切题得多，也更引起了特别是法律界人士的忧虑。按照《死刑改判忧思》的讨论，法律迎合民意，确实是很危险。
        我也赞同文章的立意，法律的判决，一是应该有终点，二是应该保持独立。民意应该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只要实施的过程不违法，法律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当然不仅是独立于民意，更要独立于政府或其他的干扰。
        从药家鑫死后大众舆论从恨之入骨到迷茫甚至同情来看，民意有摇摆，所以法律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只要是按照法律授权的自由裁量权而做的判决，就应该被尊重和执行。刘涌案二审辩护人田昌文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谈民意与法律，谈得比较透彻。如果要结合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契约订立时，要依公意，但还得有一个无知之幕的条件。一旦契约达成，民意就是监督，监督各方按照契约行事，而不是裁决。民意应该在立法阶段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现，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民意就是监督者的角色，法律应该在自己授权的范围内独立行事。
        当然，我对自己上面的判断也不是很肯定。毕竟，这种理想的状态，要求立法阶段公正公平，立出完美的法律，又要在执法用法的阶段，能真的确保政府不干预，法官高素质。反对者会轻易地反驳，这些前置条件，在现阶段地中国，难以说服民众相信它们存在。那么，既然在立法时民众不能广泛参与或者真正授权代表参与，执法用法阶段又常常有政府干扰，民众自然就要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上努力显示自己的立场。
         法律与民意的问题，除了法律这一方面是否满足前述的条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民意是不是就代表了正义。其实，如果法律代表了公正，民意代表了正义，法律和民意应该是立场统一的。在完美状态下，根本不会存在法律与民意争执的情况。法律可能不公正，民意也可能不能代表正义。
        那么，民意是否代表正义，这个问题怎么去判断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就说，在个别问题上，民意不可能代表公意，占优势的意见只不过是一个个别意见。按照这个见解，只能全民投票才能真正代表公正。
        在李昌奎这个具体的案件上，我是觉得民意不一定是真正的公正。那我们就坠入了法律与民意最坏的配对，法律不是真的公正，民意不是真的正义。然后，民意不相信法律，法律又迁就民意，民意又多变。我们就陷入了不稳定状态。最可怕的是，民意被引导和利用，而又借民意行私欲，则一切皆可能。
        我对法律与民意在现实中应该是何种关系，没有答案。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民意是否代表公正呢？民意和法律，应该怎么样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