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机与中国模式

温州企业主外逃成为近来的热点，浙江银监局对此出台了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规范贷款地指引。现在，外界对温州地关注，不仅仅因为危机可能扩展为更大的金融问题，还因为温州是市场经济的代表。那么，在危机来时，是再次证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较之自由放任的优势，还是其他的什么？

2008年是一个拐点，对世界经济可能是这样，对中国人的信心一定是这样。之前中国是谦虚的学生，之后中国俨然成了拯救者和老师。中国模式之类的吹捧甚嚣尘上。以前一直觉得老外是比较率真的，现在决定，率真的人吹捧起人来更加肉麻。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很多人对此进行过说明和论证，google一下china model，似乎北大的潘维是国内对“中国模式”的权威诠释者，他说有四个方面”：a unique wa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 unique way of developing its economy, a unique way of government, and a unique outlook on the world。但是，潘维解说的很象外交辞令，显然不如毕竟是姚洋的解释更给力。姚洋也给出了中国模式的四条特征，和潘维基本一致，但解释上要有力得多。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姚洋对“中国模式”的正面回应是基于前30年的发展实际，那个阶段可能真的存在过“中性政府”的影子、社会公平的愿景。但对于“中国模式”的未来，姚洋2010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存在“北京共识”。尽管姚洋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有含义上的区分的，但他提出的贫富差距分化等证据，正好也反对了他对前30年“中国模式”的总结。更有甚者，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是“华盛顿共识”的最佳范例。这就与热衷于“中国模式”的一些人的理解大相迳庭了。而陈志武，更明确的表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中国发展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里，对中国改革的描述非常清晰，就是公有制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对经济压抑到极点，然后人民开始自发寻求自由经济改善生活，政府顺应而为。而无数对经济改革的回顾与总结，也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于摆脱原来的政府干预过多过死。如果有共识，这就是共识。可是到了世纪初年，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慢慢地却出现了这样的思路：目前社会存在的贫富不均等问题，是市场化的恶果，因此要反对市场经济，要公有制，甚至开始妄想毛时代曾经是个多么美好的时代。而这种思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4万亿引起的“国进民退”浪潮中，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向实践。

圣上明君，是中国人一直的期待。在西方政治学的模型中，也存在这一类的政府假设。但是，哈耶克等人已经洞见的解释了，靠一个人、一群人的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是靠不住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地，中国人开始自信自己地智商。汪丁丁从对温州危机地观察中，深深地表达了对这个趋势地担忧。

现在，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正在经历微妙的转变，从大唱赞歌走向负面。可中国却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坚定走向“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