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就是我心中的“沈佳宜”

昨晚去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个人。影院满座，很多情侣。回忆青春的电影，其实最好是一个人来欣赏。多少人能和曾经心中的女孩或男孩，最终走到一起呢？走到一起是完满，没走到一起是遗憾。未完满的遗憾，留下青春最感人、最美好的记忆。

几次心头酸酸，终于没有掉下眼泪。上学的时候，曾经，我想找一个恰当的词或者句子，描述那种心头疏忽一动，酸酸痛痛又甜蜜，让自己感动的感觉。当时我怀疑，是不是只有自己才会有这种美好的瞬间感觉。青春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后来，再难找到倏忽心痛，再难找到回忆一个场景就嗅到一股特别味道，甚至连场景都模糊了。成长中总是没心情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过去的年月、过去的朋友，也因为那里有年少时的尴尬和遗憾不能去坦然面对。

等到总算可以坦然地回忆过去，感觉过去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只是，自己已经拾不起太多的细节。遗忘太多，才是遗憾最多。

当沈佳宜的婚礼开始，我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很多好朋友的婚礼。当时会有很多的理由，相隔太远或者没有时间，但无论如何，不能在朋友最幸福的时刻做见证、送祝福，终究留下很多遗憾。

还有很多旧时的朋友，慢慢断了联系，其中有很好的朋友。

总算可以坦然地回忆过去，也希望可以坦然地面对曾经被自己忽略的朋友们，一封邮件或一通电话，就可以有很多美好扑面而来。

当沈佳宜和柯腾坐在车站月台，沈佳宜跳动的眼神和闪烁的表情，就是曾经青青涩涩的年轻味道。

当沈佳宜扎着马尾辫走来，似乎也曾有一个女孩，为我准备了马尾还是麻花辫。

当沈佳宜哭着对柯腾说，你不要这个时候说你喜欢我。当柯腾因为猜测而对沈佳宜说，不要说出答案，请让我继续喜欢你。就可以看到，年轻就是勇敢和怯懦的混合物，是因为朦朦胧胧的猜测而美好，却也因为朦朦胧胧的猜测错过了很多大团圆的结局。

“人生中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我总觉得你把我想的太好了，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沈佳宜如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一个沈佳宜，徒劳无功的遗憾，就是最美好的青春。

温州危机与中国模式

温州企业主外逃成为近来的热点，浙江银监局对此出台了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规范贷款地指引。现在，外界对温州地关注，不仅仅因为危机可能扩展为更大的金融问题，还因为温州是市场经济的代表。那么，在危机来时，是再次证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较之自由放任的优势，还是其他的什么？

2008年是一个拐点，对世界经济可能是这样，对中国人的信心一定是这样。之前中国是谦虚的学生，之后中国俨然成了拯救者和老师。中国模式之类的吹捧甚嚣尘上。以前一直觉得老外是比较率真的，现在决定，率真的人吹捧起人来更加肉麻。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很多人对此进行过说明和论证，google一下china model，似乎北大的潘维是国内对“中国模式”的权威诠释者，他说有四个方面”：a unique wa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 unique way of developing its economy, a unique way of government, and a unique outlook on the world。但是，潘维解说的很象外交辞令，显然不如毕竟是姚洋的解释更给力。姚洋也给出了中国模式的四条特征，和潘维基本一致，但解释上要有力得多。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姚洋对“中国模式”的正面回应是基于前30年的发展实际，那个阶段可能真的存在过“中性政府”的影子、社会公平的愿景。但对于“中国模式”的未来，姚洋2010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存在“北京共识”。尽管姚洋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有含义上的区分的，但他提出的贫富差距分化等证据，正好也反对了他对前30年“中国模式”的总结。更有甚者，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是“华盛顿共识”的最佳范例。这就与热衷于“中国模式”的一些人的理解大相迳庭了。而陈志武，更明确的表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中国发展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里，对中国改革的描述非常清晰，就是公有制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对经济压抑到极点，然后人民开始自发寻求自由经济改善生活，政府顺应而为。而无数对经济改革的回顾与总结，也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于摆脱原来的政府干预过多过死。如果有共识，这就是共识。可是到了世纪初年，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慢慢地却出现了这样的思路：目前社会存在的贫富不均等问题，是市场化的恶果，因此要反对市场经济，要公有制，甚至开始妄想毛时代曾经是个多么美好的时代。而这种思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4万亿引起的“国进民退”浪潮中，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向实践。

圣上明君，是中国人一直的期待。在西方政治学的模型中，也存在这一类的政府假设。但是，哈耶克等人已经洞见的解释了，靠一个人、一群人的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是靠不住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地，中国人开始自信自己地智商。汪丁丁从对温州危机地观察中，深深地表达了对这个趋势地担忧。

现在，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正在经历微妙的转变，从大唱赞歌走向负面。可中国却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坚定走向“中国模式”。
     
 

天津”彭宇“案

        从多个报道的内容，和车主的自述来看，有几点基本事实在一审判词上各方都是认可的：一是老太太自己翻越护栏，这显然是违法的；二是车没撞着老太太，这个判词上也采信了；三是老太太一开始就说是被车撞了，显然老太太是在撒谎；四是审判认为老太太可能是受到惊吓摔倒的。
        法律大概是太高深了，以致于我实在愚钝无法理解法官的判决，法官到底是一个什么考虑，什么心态，秉承着怎样的公正？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法官是认为打官司的没好人，尤其是当被告的。或者就是各打50大板。
        一个人违法在先，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翻越护栏。她在翻越护栏时理应考虑到对面公路上会有车行驶，怎么能够说她是被惊吓的呢？怎么能够不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法官在使用“惊吓”作为断案依据时，不知道是否对“惊吓”有确实的量化的度量。
      对于判决的评价，可以从他可能产生的后果去评价。显然，这个判决在鼓励人们逃避，视而不见。“彭宇”案后，人们为了自保，碰到类似事件，第一时间不要施救，而是报警。但是至少，人们还可以对困难者采取救济措施。那么“天津彭宇”案，明确地告诉大家，最好是离开，什么也不做。因为在这个案件中，车主根本和原告没有任何接触，只是离的近了些，就被判赔钱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车主开车离开，我相信他现在应该什么事儿都没有。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却正在把道德底线拖得更低。

法律和民意

        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刊出了《死刑改判忧思》,引发了关于法律与民意的讨论。此前药家鑫案时的死刑存废讨论，因为离题太远，让支持废死刑的几乎完败。但这次的法律独立性与民意之间关系的讨论，就要切题得多，也更引起了特别是法律界人士的忧虑。按照《死刑改判忧思》的讨论，法律迎合民意，确实是很危险。
        我也赞同文章的立意，法律的判决，一是应该有终点，二是应该保持独立。民意应该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只要实施的过程不违法，法律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当然不仅是独立于民意，更要独立于政府或其他的干扰。
        从药家鑫死后大众舆论从恨之入骨到迷茫甚至同情来看，民意有摇摆，所以法律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只要是按照法律授权的自由裁量权而做的判决，就应该被尊重和执行。刘涌案二审辩护人田昌文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谈民意与法律，谈得比较透彻。如果要结合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契约订立时，要依公意，但还得有一个无知之幕的条件。一旦契约达成，民意就是监督，监督各方按照契约行事，而不是裁决。民意应该在立法阶段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现，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民意就是监督者的角色，法律应该在自己授权的范围内独立行事。
        当然，我对自己上面的判断也不是很肯定。毕竟，这种理想的状态，要求立法阶段公正公平，立出完美的法律，又要在执法用法的阶段，能真的确保政府不干预，法官高素质。反对者会轻易地反驳，这些前置条件，在现阶段地中国，难以说服民众相信它们存在。那么，既然在立法时民众不能广泛参与或者真正授权代表参与，执法用法阶段又常常有政府干扰，民众自然就要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上努力显示自己的立场。
         法律与民意的问题，除了法律这一方面是否满足前述的条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民意是不是就代表了正义。其实，如果法律代表了公正，民意代表了正义，法律和民意应该是立场统一的。在完美状态下，根本不会存在法律与民意争执的情况。法律可能不公正，民意也可能不能代表正义。
        那么，民意是否代表正义，这个问题怎么去判断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就说，在个别问题上，民意不可能代表公意，占优势的意见只不过是一个个别意见。按照这个见解，只能全民投票才能真正代表公正。
        在李昌奎这个具体的案件上，我是觉得民意不一定是真正的公正。那我们就坠入了法律与民意最坏的配对，法律不是真的公正，民意不是真的正义。然后，民意不相信法律，法律又迁就民意，民意又多变。我们就陷入了不稳定状态。最可怕的是，民意被引导和利用，而又借民意行私欲，则一切皆可能。
        我对法律与民意在现实中应该是何种关系，没有答案。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民意是否代表公正呢？民意和法律，应该怎么样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