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個問句,只有在內地和香港才能夠順利成章地被理解。而在其他地方,至少應該給“黨”加上個前綴,比如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但是,儘管內地和香港對“黨”所指都無異議,但對“黨”的態度卻相去甚遠。在內地,黨員是個正面的稱謂,不論是真出於理想還是出於功利而入黨。當然,現在這個時代哪裡還有什麼理想。
而在內地之外,共產黨天然具有負面印象,而在香港更是人人警惕。香港人對”黨“的警惕由來已久,從國民黨戰爭移民、到建國後各次運動移民、到六七暴動、到1989、進而二十三條,也可謂源遠流長。我們不探討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必然聯繫,而幾十年來的現實已經在香港人心中種下不敢信任的種子。
儘管對”黨“之警惕如影隨形近乎本能反應,但香港人對”黨“和內地人、”黨“和黨員的關係大概也不甚了了。同樣,對於大多數內地人而言,也很難理解自由組黨、入黨與退黨這些制度。生活環境的差異,有時候僅僅是信息獲取便利性還不足以改變彼此的隔閡,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和主動地去融入與了解,很難了解彼此的想法。
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状态,也加重了香港人的担心。為什麼不註冊?有人會問這個問題。而我覺得原因很簡單。怎麼能讓小小特區的法律凌駕於“黨”之上呢?
港人的擔心,經由政治人物和傳媒的傳播而愈加強化,而進來香港不斷加深的“中港矛盾”又添油加醋。區議員選舉的種票和“黨員”議員,梁振英的同志背景猜測,人民網的梁振英同志事件,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的共青團背景,港人防共可謂到了錙銖必較、捕風捉影的地步。這其實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身份歧視。在內地不自由狀況下,入黨是被蒙蔽的“自由”,而退則關係重大未有耳聞。如此情況,以一人曾經背景而否定當下身份,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當然,香港目前的政治背景,防共也很難有實質作用。香港講法治,而像“黨員”議員、共青團公務員這樣的事情,至多是違民意而不違法。而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況裡,挾民意而質疑,更顯得彌足珍貴。
一個同事,香港同事問他是不是黨員,他答不是。而我知道他是。我覺得這種不自覺透露出的矛盾心態,是一種自我審查,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不論自我審查或自我保護,都是不自由捆綁在我們身上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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