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人生

考完FRM，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考试就像中途驿站，我指望着到达，来时途中忐忑不安，不愿努力，糟蹋自己在娱乐或熬夜或工作中疲累，然后找到理由不去看书，就任由日子一天天临近。考前的昨晚竟然失眠了。近来失眠也经常有，失眠后就情绪低沉。昨晚下班回家已经挺困倦，可临睡时热带季风刮起，墙外乌拉拉地声响竟又给失眠找到理由，然后又可以给逃避考试一个借口，至少是要是考不好-这自然是板上钉钉了，也总可以有了托词。

好在，早晨我还是听着闹铃就起身，很久没有在5:50就起床了。好在我没有彻彻底底地逃避，还是硬着头皮赶去战场。

即使在地铁上，拿出iPad还是抵制再看一眼Quicksheet。越近考场，越多低头看书的年轻人，扫一眼就知道是同去FRM的。他们那么聚精会神地看，而我就像一个局外人。

当年的年轻的我大概也有他们一样让人感动的执着刻苦和努力。它们跑到哪里去了。

在青衣换乘机场快线的时候，睡眠缺乏开始见效了。我从东涌线U4随着人流落到机场快线L1。到了闸口看见港铁服务台，我迷糊着忘了还没有出闸，走去买亚洲博览馆的票。“你要出闸，到U4，去机场快线买票。”于是我很疑惑，但看他肯定的样子，也只有离开。看见升降梯，U4机场快线，于是上U4，找服务台。“你要到L1，去机场快线买票。”我更迷惑，但看她坚定的表情，只好又悻悻地降到L1，再一次去问服务台。这一次我恍然大悟，掏出口袋里的单程票。

考场候场的地方更多人，或坐或站看着最后的冲刺。我依然象个局外人。打开Red Bull一饮而尽，排队，存包，再排队，检查证件，入场。老外的考试是一丝不苟，然后落到一丝不苟的香港人手里操作得更是一丝不苟。

及至做到位子上，我心稍安。上午的考试不难，自觉比预期要好，100道题我竟然做了80道。中午随便吃了subway，又一罐Red Bull。可下午依然提不起精神，更主要是的确不会。

可是终于考完了。像一个放假的孩子，我觉得如释重负。浑浑噩噩逃避了这许久，终于到了 驿站。

我在逃避什么？坐在回程的港铁，我不禁自问。说不清楚。人近不惑少有成，可自己又有些期许。依然找不到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和自己。平淡不甘心，想改变怕失去，想要太多结果全做不甚好。

或许，仅仅是因为失眠吧。休息不好情绪低沉。

我要早睡觉了。

简单多数规则、偏好循环、多数人暴政或少数人暴政

对投票的问题一直有疑问，没沉下心来找资料。看政治书显然逃不开“同意”的问题，在《政治论》、《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这些经典里，都有这样的假定，就是国家创立来自于全体人民的同意。但从假说走到现实，“同意”要由投票来确认。“同意”更重要的涉及到是一致同意还是多数原则或是绝对多数原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开篇就提到了简单多数原则，按图索引找到一篇综述文献，The tyranny of the supermajority ，通过论证认为简单多数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少数、维持政治稳定。
整个论证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简单多数原则对于少数方而言，更容易以新议题争取其他人的支持，更容易在新议题上取得胜利。而在偏好循环的情况下，简单多数规则实际上没有人能成为永远的多数方，少数方自然也就不需要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这样也确保了政治稳定。

周一嶽忽然企硬、屁股決定腦袋和其他

這兩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動向，當屬周一嶽對李旺陽事件表態，繼而引發范太、梁候任特首公開表態關注。不僅如此，周醫生再接再勵告誡市民不要對候任長官在競選時的政綱許諾有太高期待。
對於周醫生忽然企硬，輿論猜測是“離任已定，其言也善”。繼陳方安生“忽然民主”之後，香港高官的“忽然XX”幾成傳統，更与内地“退休说真话”的潮流相呼应。这当然可能解读为香港正在慢慢的“体制化”。但是对于“港英余孽”陈方安生拒绝为香港新机场事件道歉的故事，就缺乏解释力。
陈方安生的理由是尊重公务员传统，仅表示遗憾。按照港英传统和香港公务员守则，公务员只是政策执行，应保持政治中立，政府功绩与过错都应该是政治家承担。政治中立原则还包括了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那么，周医生和一众高官在任时谨慎表达，就也可以统统纳入政治中立和忠诚的框架。或者就学梁振英的理由，特首没有公开评论内地事务的传统。自己来创造传统，倒是方便省力。
所以从政治中立这一点要求来看，不说真话可能不是内地体制独有。当然，有人会说，不说真话和说假话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一点我们明了，但本文不打算述及。
或者，我们可以用“屁股决定脑袋”来解释在任卸任高官的变色龙特性。这变色如果是陈方安生式的“知错”而“不担责”，我觉得还可接受，因为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但如果变色到要违背了民意和自己的内心来回避和说谎，这就需要制度来纠正。
来到香港以后的观察，看了《浪潮》电影的感想，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民主自由之脆弱，全部寄望于“制度”似乎难以保障其延续。这个时代讲“道德”就有五毛的嫌疑，“人性是自私”的这个经济学假设已经成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唯一视角。我们总是说要好的“制度”，但看看林达写的美国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要不是最初有一群理想化的人物自律自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无知之幕后面，好的“制度”也并非必定能成就。
但是，寄望于“圣人”出现吗？显然更不是。“制度”是基础，但道德也是基础。正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所说，民主制度需要人民有高度的道德。或者说，“民主”来源于“道德”，“民主“也培养了人民的“道德”。而专制不需要道德，他来源于贪婪，然后毁灭人民的道德。
香港问题有特殊性。政治家并非民众选举产生，自然难以民意来约束。问责制本身就不一定是个好制度，反而会成为特首卸责的便利。而在讨论政改等方案时，泛民的不利在于，普选话题想老调常谈难有新意，反而不如技术性的改进能争来辩去占了版面。
或许，香港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了普选，就不会再有“忽然XX”而会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可我决定很难有这么高的期待。因为民主需要好的道德基础，这一条件很容易被违背。而在“民主”被侵蚀时，人民又通常会疏于反抗。所以说民主很脆弱，得需要民众不厌其烦地挑刺，时时刻刻地警惕和批评。
说到制度的技术性层面，又不得不说内地改革中常常会说“国外”如何如何，“香港”如何如何，有时被用来批评政府争取改革，有时又被政府部门搬来作为挡箭牌。“制度”是个无比复杂的东西，单是从技术层面上说，搬来了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并不表示就能做得公平公正。何况，不学根基只学枝干，是无论如何也学不象的。

《政府论》、圣经和长毛

《政府论》断断续续读了很久，经典的营养的确是很多。开头读的时候，真是觉得无聊。洛克咬文嚼字地反驳君权神授、世袭合理，不厌其烦地以《圣经》原文为出发点，一层一层拨洋葱似的做逻辑推演。拖沓，我最初是这样想。整个第一部分都是这种拖沓的感觉。直到读完整本书，才感觉这些对细节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重要性，它奠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政府合法性等宏大论述。
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演变进步的过程，政治理论更是如此，无可否认《政府论》是一部伟大的经典，即使如今读来也是多有启发。但是如果跳脱当时的历史论述情境、跳脱政治理论演变的线索，就无法真正理解它的“伟大”。第一部分不厌其烦地辩论，正是在和当时最强大的君权神授思想做抗争，这无疑需要勇气和独立的思考。而其后，洛克从原始状态一点点地推演，清晰描绘了财产权、私有制、最初为什么订立契约、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就规定了国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公民何时可以反抗以及可以采取何种反抗。
是的，这些问题常常在当下被谈论起来，却总是不能得到清晰的答案。原因就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初始状态，不回到初始状态，就无法得到根本的答案。我想，这和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是同样的道理。
我感兴趣的另一点，是洛克的政治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批评宗教的立场上。以我们所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很难想象宗教和民主自由相容。关于宗教，宗教与现代文明，应该是我今后读书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标题里会有长毛？长毛，是香港人对梁国雄的绰号。他是激进泛民主派的代表，在立法会大吵大嚷，冲击政府公众咨询会，街头抗议先锋。香港同事说，不喜欢他们这些人这么激进，教坏孩子。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看法。甚至有一个同事说，他就是要吸引媒体，争曝光率，因为他要从外国机构拿钱、争取赞助，不如此不足以说服别人掏钱给他。哦，这就陷入了阴谋论，和“官方”口径如出一辙，所谓“一小撮”。
洛克对于压迫与反抗的判断是，人们倾向于隐忍现状，除非压迫到忍无可忍，少有人会愿意起来反抗，反而会斥责反抗者激进。洛克认为，暴力反抗推翻政权是人们的权利。如是说，压迫-隐忍-再压迫-再隐忍......，最终到暴力反抗。如果一个政权缺乏自省，而其人民疏于反抗，就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早觉醒，是最有效规避暴力的手段。

你是不是黨員？

我想這個問句，只有在內地和香港才能夠順利成章地被理解。而在其他地方，至少應該給“黨”加上個前綴，比如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但是，儘管內地和香港對“黨”所指都無異議，但對“黨”的態度卻相去甚遠。在內地，黨員是個正面的稱謂，不論是真出於理想還是出於功利而入黨。當然，現在這個時代哪裡還有什麼理想。
而在內地之外，共產黨天然具有負面印象，而在香港更是人人警惕。香港人對”黨“的警惕由來已久，從國民黨戰爭移民、到建國後各次運動移民、到六七暴動、到1989、進而二十三條，也可謂源遠流長。我們不探討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必然聯繫，而幾十年來的現實已經在香港人心中種下不敢信任的種子。
儘管對”黨“之警惕如影隨形近乎本能反應，但香港人對”黨“和內地人、”黨“和黨員的關係大概也不甚了了。同樣，對於大多數內地人而言，也很難理解自由組黨、入黨與退黨這些制度。生活環境的差異，有時候僅僅是信息獲取便利性還不足以改變彼此的隔閡，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和主動地去融入與了解，很難了解彼此的想法。
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状态，也加重了香港人的担心。為什麼不註冊？有人會問這個問題。而我覺得原因很簡單。怎麼能讓小小特區的法律凌駕於“黨”之上呢？
港人的擔心，經由政治人物和傳媒的傳播而愈加強化，而進來香港不斷加深的“中港矛盾”又添油加醋。區議員選舉的種票和“黨員”議員，梁振英的同志背景猜測，人民網的梁振英同志事件，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的共青團背景，港人防共可謂到了錙銖必較、捕風捉影的地步。這其實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身份歧視。在內地不自由狀況下，入黨是被蒙蔽的“自由”，而退則關係重大未有耳聞。如此情況，以一人曾經背景而否定當下身份，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當然，香港目前的政治背景，防共也很難有實質作用。香港講法治，而像“黨員”議員、共青團公務員這樣的事情，至多是違民意而不違法。而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況裡，挾民意而質疑，更顯得彌足珍貴。
一個同事，香港同事問他是不是黨員，他答不是。而我知道他是。我覺得這種不自覺透露出的矛盾心態，是一種自我審查，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不論自我審查或自我保護，都是不自由捆綁在我們身上的枷鎖。

Puff or Buff，春娇和志明

看电影必须配合着恰当的心情。我承认看《春娇与志明》的时候没带上这份心情，no armchannel，导致泪点之低如我，也没能看出来感人之处。直到两个female colleagues看完后感动异常、泪洒影院，我才惶悟原来黄段子里还掺了催泪剂做配料。而male colleagues，就传颂着“粉红色乳头，可遇不可求”的名句，还有“张开双腿”的桥段。

当初看《志明与春娇》是来香港之后在Youtube偶然看到，那时我还在抽烟，每天见到写字楼下一群人着西装打呔围住烟筒打边炉。正巧还经历了2011年再涨烟税，一夜间烟价从35涨到了50。所以看这电影就感觉特有香港味道。

《春娇与志明》把两人从香港搬到北京，可终归还是香港故事。我个人就觉得，彭浩翔是在拍港片，根本就没想着把对白、感受设计成让普通话人群也能容易理解，他就是想让你不容易理解，于是就在细节里透着粤语里的小聪明、小典故。

《春娇与志明》延续了粗口、抽烟，却不再是《志明与春娇》慢悠悠的生活小品，添加了很多桥段，在结构上增加了穿插的回忆让情节更紧凑更丰富。还请来了郑伊健、王馨平客串，提到郑伊健最早的柠檬茶广告、九龙城王子、浩南哥、《动地惊天爱恋过》、郑伊健短发变长发、杨千桦就读的嘉诺撒圣家书院和女生校服、王馨平郑嘉颖绯闻等等轶闻。这些变化，使整部片子从文艺片转型成商业片。

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变化，从票房就能看出来。《志明与春娇》是叫好不叫座，总票房只有600多万。《春娇与志明》叫好又叫座，连续几天都是票房冠军，票房也早就超过了前部。

电影的英文名字挺有意思。香港人的口语，象陈冠中提到的是三及第，粤英夹杂，而学校学习主要就是用英文。因此你看这英文片名，love in a puff，love in the buff，爱在烟雾中，爱在赤裸裸，倒比志明春娇、春娇志明更点题。彭浩翔在接受采访时说buff是麻烦的意思，可我觉得是赤裸的身体更恰当。我看几篇影评似乎也是接受赤裸这个翻译。

彭浩翔应该是把自己平日生活里的鬼才、爱好都添加到电影里，这才保住了港片的味道。比如王馨平。当然，作为合拍片，也增加了筷子兄弟的客串和梁朝伟放鸽子的段子，这一点香港观众恐怕是看不懂的。

《春娇与志明》的好票房，在办公室观影统计中已经得到验证，至今已经有接近半数的同事去看了这电影。之前只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有这么多人看过。

但我总觉得《春娇与志明》在偷情的纠结中，少了《志明与春娇》欲迎还拒、试试探探的温情。

PS，youtube上已经有了《春娇与志明》，是普通话版配音。至少我看起来，不如粤语版的感觉好。

本周观影之《饥饿游戏》

两天周末，连着看了《饥饿游戏》，《春娇和志明》，《桃姐》3部电影。都是早场半价，40港币。话说戏票这一年也涨了10港币。


《饥饿游戏》


The hunger games主要是推友推荐的结果，先是看到 @roseluqiu “推荐电影一部：the hunger games. 关于既得利益，社会不公，管治和维稳，big brother掌控下的生活，被压迫者为了一块骨头而自相残杀。影片中总统的统治理念：给被压迫的人一点点希望，可以带来稳定，如果希望太多，人们就会反抗。最终改变这些，是人自身的觉醒带来的勇气。” 然后有几个推友陆续表示要去看，接着又看到票房大捷的通报，于是赶着去看。


女主角不算漂亮，片中角色不善交际，却在危机中体恤他人而得人好感，也是典型的好莱坞个人英雄式的角色。整部片的色调除了都城人民的穿着艳丽夸张，整体是单调阴郁的，一是配合生死游戏的痛感，二则配合了有秩序的”未来感”。 为什么“未来感”是单调的呢？不管原因为何，在所有乌托邦式的未来想象中，幸福就是秩序，秩序指向单调，单调就以混凝土式的混色或金属感为代表。乌托邦是反自由主义的。


由于先入为主，带着The Wave, V for Vendetta 这样“政治”电影的期待去看。边看边想如何解读12区人民的生存、被统治，游戏的残酷和都城人民的娱乐精神，以及女主角的反抗和结局。于是观影完毕我在twitter写道“《饥饿游戏》票房大劲，情节不错。但是生存游戏、真人秀都是老套路，就连分区统治也有《第九区》、《暴力街区》。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引入了极权统治、阶层统治的概念，从而把真人秀和统治手段结合起来。有了统治被统治，整个影片的解读就变得有很多可能。”

回到家搜索才知道电影是小说改编的，小说定位还是teen fiction。豆瓣电影里的评论也多是定位在teen love，偶见到联想《楚门的世界》和《大逃杀》。难道是阶级斗争弦崩得太紧，这次想多了、太深刻？好在英文评论里还是出现了政治方向的解读，比如 The riligous and political overtones of hunger games 。在 Left, right and hungry: Trying to discern the political tilt of "The Hunger Games"里，作者列举了不同立场的观众对电影细节的不同关注和解读。

电影里总统的一句台词给我的印象最深刻。“Hope; it is the only thing stronger than fear. A little hope is effective, a lot of hope is dangerous. Spark is fine, as long as it's contained. So, contain it.” 虚假的希望成为维持极权统治的最有力工具，政治的险恶一语道破。正是由于这微弱希望与强力恐吓的媾和，12个district 的人们才继续忍受难以忍受的贫穷和压迫、毫无自由，24个参赛者也或甘愿或被迫投入到几乎必死的竞争。统治者决不会自觉地放弃权力。自由是争取来的，而不是靠统治者的觉悟。


即使有反抗，也未必会成功。电影里在小女孩死去后，11区起义但终被镇压。Katniss的反抗使她和来自同区的男选手得以获胜，但是终究只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而其他人依旧过着苦日子。


游戏规则的随意改变和游戏导演被赐死，暗喻了在极权统治下，所有人都只是被操控的玩偶，没有人真正的安全。生生死死是”被赐予“，而不是“被争取”。


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忽然想，影片中统治阶层的人们，他们不乏善心和同情心，他们希望自己支持的选手获胜，他们在选手死去时会哀伤，会为悲剧爱情流泪，可他们也仍然欣喜若狂地欣赏残忍地hunger game。这人性的分裂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观影心态”。他们只是觉得在看电影，那不是他们的生活，那是别人的苦难，这苦难与他们无关。就像我们平时讨论北朝鲜、索马里，或短时有心痛，过后又如何呢？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心态是不是恰好映照了正当红的Kony 2012？